在刚刚过去的七国集团（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发达经济体的央行行长们集体释放信号，强调“仍然坚定地致力于根据各自的职责实现价格稳定”，表示“继续以数据依赖的方式调整其政策”。这一并无新意的表态，虽然表明了发达经济体央行对于货币政策调整的慎重态度，但也展现出各家的无奈与纠结。

　　毫无疑问，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牵动着各方关切。美联储最新公布的5月份议息会议纪要，不仅将美联储内部有关缩表节奏的分歧公之于众，更进一步打破了各方对于降息的预期。

　　在缩表节奏上，虽然决议将月度缩表规模上限进行了下调，但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内部仍存在维持当前缩表速度或支持更快缩表速度的声音；而在利率政策方面，相较于去年年底以来不断升温的降息预期，和5月初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美联储发布会上的表态，会议纪要显示出了更为鹰派的立场。部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成员表示，如果通胀风险成为现实，愿意收紧货币政策。

　　当前市场分析认为，美联储有足够的理由支持降息，也有足够的理由推迟降息，但是很少有人预料到FOMC会再次释放出收紧货币政策的信号。

　　支持降息的人认为，前期激进加息收紧了市场流动性，不仅加大了美国前期宽松货币环境下金融市场隐藏风险的爆雷概率，更加大了国债利息偿付成本并推高了债务风险，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的三高风险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支持美联储推迟降息的理由则主要集中在基础面因素。美国商务部日前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增长1.6%，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2.3%和去年四季度的3.4%。同时，4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口增加17.5万人，大幅低于预期的24万人。虽然两组数据相对较弱，一度为降息提供了基础面支撑，但最新公布的美国5月份采购经理指数（PMI）和初请失业金人数超出市场预期，并未明显表现出经济疲态。更为重要的是，服务业PMI、劳动力市场数据和物价数据正在强化二次通胀的趋势，并有可能造成通胀预期的强化。

　　这一态势也表明了美联储的两难：有降息的需求但没有降息的条件。在防风险和降通胀之间纠结的不仅有美联储，美国政府也需要在大选之年考虑如何应对这一难题。

　　相较而言，英国央行虽然面临着与美联储不同的两难，但在复杂程度和处理压力方面和美联储并无两样。

　　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在最新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维持利率水平不变。与此同时，6年来最高水平的基准利率并未快速实现其物价政策目标。近期数据显示，薪资黏性使得服务业生产价格指数高于疫情前，造成服务业通胀仍处于6%的相对高位，因此核心消费价格指数难以出现有效下降。与此同时，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英国GDP同比增长0.2%，环比增长0.6%，这一增长虽然微弱，但已然是近18个月以来的最优水平。面对当前数据显示出的国内工业生产修复不足、信贷扩张增速放缓等不利局面，各大机构有关“珍视微弱复苏态势”的呼声不断强化。因此，英国央行当前要处理的是，如何走出典型的滞胀宏观环境，平衡降息对于抗通胀和稳增长的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英国央行似乎已经在逐步向通胀妥协。近期，英国央行副行长本·布罗德本特表示，英国央行认为，影响通胀的短期因素已经消退，但仍将持续评估影响通胀的长期因素发展趋势，利率可能在今年夏天下调。在此之前，前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迈克尔·桑德斯也表示，英国央行可能会在夏季开始降息，比美联储更早。

　　与美英央行相比，欧洲央行面临的问题难度似乎是最小的，但反应却是相对缓慢的。

　　自一季度开始，欧元区的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不仅低于前值也低于预期，同时欧洲主要大国的制造业PMI也都处于收缩区间。虽然同处于滞胀环境，但欧洲央行维持增长的压力显然要高于降通胀的压力。然而，欧洲央行在降息上却迟迟未见动静。

　　分析认为，欧洲央行在是否降息的决策中可能过度担忧了外部风险。尤其是在美国降息预期一再被证伪的背景下，欧元区利率调整引发的汇率问题和利差问题都将影响后续通胀的走势，并有可能引发进口价格的压力。简而言之，欧洲央行在纠结完稳增长和抗通胀的两难后，似乎又开始纠结打响降息第一枪与通胀潜在再次高企的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欧洲央行也在逐步释放降息信号。近期，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若通胀未脱离下降轨道将很快降息。同时，欧洲央行执委帕内塔也表示，通胀的下降为放松货币政策创造了条件，欧洲央行内部对于首次降息的必要性正在形成共识。

　　或许，拉加德的额外担忧能和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产生共鸣。

　　3月19日，植田和男在货币政策会议上提出了关于结束负利率政策及其他转变大规模金融宽松措施的议案。日本央行当日表示，解除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从负0.1%提高到0至0.1%范围内。这是日本央行时隔17年的首次加息。大洋彼岸不断推迟的降息预期造成日元贬值和美元升值的趋势持续。在内需持续疲弱、劳动力市场薪资与通胀正向机制尚未明确的背景下，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正常化、稳固经济、实现通胀目标区间方面的压力进一步凸显。

　　总体来看，虽然发达经济体面临通胀爆发或回落的长期趋势基本同步，但短期经济基本面和通胀波动的不同，导致了各方在处理货币政策上的政策差异。

　　更为关键的是，在美联储讨论“长期维持高利率”政策环境时，欧元区、英国和日本已经感受到了压力。而货币政策不同步是否能引发不同国家间的汇率竞争，甚至对各国经济复苏造成冲击，也引起了美国的警惕。

　　因此，在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在讨论货币政策的同时，7年前关于货币政策的共识——承诺在外汇市场保持协调、承诺不会将汇率用于竞争性经济目标被再度提及。这凸显了美英欧大选背景下配资期货，货币政策以及利率政策的另外一个隐形主线——政治因素。然而，问题在于，基于数据调整的货币政策必然指向不同的利率政策和汇率结果，这或许将是未来G7内部需要协调的新议题。